在《孟子·尽心下》中，孟子对梁惠王有一个评价：不仁哉，梁惠王也。

正因如此，前贤（比如凌曙、苏舆、钟肇鹏等）多据《白虎通》三纲六纪来注解董氏三纲五纪。其所撰《董仲舒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一文，从8个方面来总结、概括董仲舒思想，而竟无一个方面是关于董仲舒的《春秋》学的，其对董氏《春秋》学之漠视可见一斑。

《尚书*皋陶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其中最典型者莫过于三家分晋、三家相鲁、陈氏代齐等，故《左传》两引孔子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以及《论语》讨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还是自诸侯出，均是孔子关注此一问题之明证。我们可以说，董氏从阳尊阴卑、阳贵阴贱的角度阐述的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即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但是不可以说董氏所谓三纲是指君臣、父子、夫妇内部的阳尊阴卑、阳贵阴贱关系。鉴于董仲舒讲阳尊阴卑是针对君臣、父子、夫妇三对关系内部的原则而言，不是针对三大伦与其他几伦（五纪）的关系而言，可见李教授把董氏三纲理解为含义二而不是含义一无疑。……三纲首先是君为臣纲，即臣要绝对服从于君。

(二) 董氏三纲本义 李存山教授因为不重《春秋》，导致对汉儒君臣、父子、夫妇关系的误解，我在2012/2013年的前述文章中已有交待。本文主要讲三个问题：（1）《保位权》的性质问题，（2）李存山对董氏三纲的误解问题，（3）李存山对董仲舒的其他误解。但无论如何人们在赞赏大陆新儒家的相关尝试的同时，不能不指出这一尝试的反现代性特征—要么是在架空现代民主政治的致思中设计一套毫无实践可能的政治体系，要么是在丰富现代政治发展模式的名义下抽离政治的现代实质含义。

在这个时候，是靠儒学的构思解决问题，还是在儒学与国家处境关联上思考问题，已经出现结构性的变化。这一思维方式成为一种定势。作为思想史研究，儒家的专业学术研究可以提供给大陆新儒家以知识视野和论证理据，因此大陆新儒家勿需对之采取一种逐出大门而后快的做法。在现代中国，儒家必须成为重新激活中国思想的动力，并为建构新的社会政治秩序提供观念资源

思意味着人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和自由能力，是人之自由与创造的象征。面对当时周文疲弊的现实，如何重新焕发周礼的生命力，使亲亲尊尊在人性、人情中找到新的、真实有效的支撑和活水源头，正是孔子之所愿所为。

[4]  《王国维集》，周锡山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133页。人的关系角色与个体自由之辨，是现代儒学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这关乎儒家道德的根基问题。在程朱这里，能够释仁的是生生，是天地生生不息的创化之力、之理，这是天（地）的本义和终极义，是一切宇宙论、本体论、道德哲学和神学的唯一终极本原和根基。减损自制到什么程度？标准有两个，一个在《尚书》，一个在《中庸》。

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绝对之爱，兼爱也，天意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三）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

这个道理没有问题：不亲敬自己的亲人而亲敬他人，当然悖德悖礼有毛病。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而恶人者必见恶也。

若取其兼爱、兼利之意，墨子之说。本文将通过对孝悌之本、仁之本、恻隐之本等不同向度的分析，借助传统自身的理路和资源，消化传统儒学道德理解上的内在张力，辨析其中的自由因素，寻求儒家道德根基自洽性转化的可能路径，澄明情感自由对于道德的本原性意义以及自由儒学的可能性。

儒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精彩之处，在于对公这个概念的体贴。当然，这种生命情感与舍生取义的价值生命信仰并不冲突，价值生命是自然生命的一体深化。节者，度也，理也，秩序也。然则爱人之亲，正所以爱己之亲，岂得谓之无父耶？ 儒家，爱有差等，推己及人。孔子言仁，仅言及仁之用，对仁之本质未予强调。传统儒家奉为道德根本的孝悌被限定在经验行为领域，成为先验之仁的发用，尽管是起始和首先之发用。

当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唐君毅先生早年对道德基础的理解，主要是基于西方现代道德哲学而在哲学思辨层面的拓展。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善恶的权柄操之在我不在人，心作为道德之为道德、人之为人的主宰从此被确立下来 [21]： 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为主而不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

这当然不是儒家的路数，在儒家，亲亲、仁民、爱物原则上同属一本，只是儒家更强调一本（体）多层，即儒家仁爱有先亲后疏、重近轻远、上下尊卑之别，亲、仁、爱不在同等层面。无论是把恻隐之心定为仁之端还是仁本身，其实都是对恻隐之心与仁之间本质性关系的敞开。

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充其量，不免至于屈人以伸己。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恻隐之心作为四端之首、之本，是情，一种天然或油然而生之情，但这种恻隐之情，不是经验意义上的喜怒哀乐之情 [18]。

由此亲亲尊尊，周得以纲纪天下，纳上下于道德，合天子诸侯臣民为一道德团体，血缘-父权-宗法，天下一家，道德政治一体，华夏道统成焉。伊川按自己的理路解构孟子，有所得，也有所失。

[6]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55页。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

（《墨子·法仪》） 儒墨皆法天，但法天的路数各自不同。人之行，莫大于孝……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

（朱熹《观心说》） 自由自主之心，作为一种思、为、求的自由意志和道德主宰能力，乃是善恶判断的前提。一个是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朱子语类》卷九五） 天地之仁，生养万类，无偏无私，兼爱兼利天下，大公不已，这是天之理。亲亲是就着家庭骨肉的关系说……亲亲之礼有亲疏，叫做亲亲之杀……另外还有一系是尊尊，尊其所应该尊的。

君者，于现实界有绝对之威力。情感自由是比理智自由更根本的自由，是自由的真正蕴含。

把恻隐之心格式化处理，堵塞了进一步探索的可能，是其失。在该卷开头，他以同样的方式解构孟子四端之说，将仁归于性，将爱归于情，爱情、仁性，不可以爱言仁： 问仁。

[15]  陈荣捷：《中国哲学文献选编》，杨儒宾等译，黄俊杰校阅，凤凰传媒集团，2006，第503页。这是一种无条件的情感，乃真心也。